广播电影电视部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管理规定

1995年10月18日，广播电影电视部

第一条 为繁荣电视剧创作，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电视剧质量，加强对电视剧制作的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电视剧系指采用电子摄录手段制作的有故事情节的电视（录像）节目。
电视剧制作是指摄制电视剧的艺术创作活动。
第三条 广播电影电视部负责全国电视剧制作的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负责本行政区域电视剧制作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任何单位制作电视剧，必须持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下称许可证）。
第五条 许可证分长期许可证和临时许可证两种。
长期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
临时许可证为一剧一证，只限于所申报的电视剧目使用，对其他剧目无效。
第六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省会市级（含）以上电视台（或电视剧制作中心）、电影制片厂、音像出版单位和有专门制作电视剧机构的专业宣传、文艺单位，可申请长期许可证：
（一）有摄制电视剧的制片人（制片主任）、编剧、导演、摄像等专业主创人员队伍。主创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且专业对口，或担任本职摄制过3部以上电视剧并曾在省级以上电视台播出；
（二）有能同时摄制两部以上电视剧所需的成套的专用设备；
（三）有用于摄制电视剧的专项资金；
（四）每年制作电视剧数量达到单本剧4部以上或中、长篇连续剧两部以上。
第七条 本规定第六条所列各类单位未取得长期许可证的和经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具备下列条件，可申请临时许可证：
（一）有编剧明确的授权摄制证明或协议；
（二）具有申请所制作剧目必需的编剧、制片人（制片主任）、导演、摄像、演员等专业主创人员；
（三）有地（市）级以上宣传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审查通过的剧本；
（四）有申请所制作剧目必需的专用设备；
（五）有申请所制作剧目必需的专项资金；
（六）有确定的拍摄周期计划。
第八条 申请长期许可证的审批程序：
（一）申请单位应先向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领取《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申请表》，并如实填报，同时提供真实可靠的证明材料。其中主创人员、专用设备和专项资金应分别由人事部门、设备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出具证明，业务简历中所拍剧目必要时应提供样片。
（二）中央级单位所属的电视剧制作单位，由主管部、委、局签署意见后，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电视剧制作单位，由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签署意见后，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审批。
第九条 申请临时许可证的审批程序：
（一）申请单位应先向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领取《电视剧制作临时许可证申请表》，并如实填报。同时出具所拍剧目的主创人员、设备、资金、剧本审查等各项证明材料和拍摄周期计划；
人员、设备如属向外单位租（借）用的，必须由出租（借）单位出具证明或提供双方的协议书；非本单位独资制作的，应提供赞助或投资意向书及资金使用预算报告。
（二）中央级单位所属的电视剧制作单位，由申请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电视剧制作单位，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申请表》和《电视剧制作临时许可证申请表》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统一设计样式。许可证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统一印制。
第十条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许可证的审批办法：
（一）持长期许可证单位制作此类电视剧，应将剧本先送所属省级广播电视部门和党委宣传部初审，通过后持许可证和剧本初审通过批件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下简称“领导小组”）审定，剧本由领导小组审定后，方可投入拍摄；
（二）未持长期许可证单位制作此类电视剧，应参照本条第一项程序审定剧本后，凭领导小组的批件到相应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领临时许可证。
第十一条 持长期许可证单位与未持有许可证单位合作摄制电视剧，应以持证一方为主。持证单位必须有制片人（制片主任）、导演参加摄制工作。
未持有许可证单位不得再申请临时许可证。
第十二条 申请临时许可证单位与未持有许可证单位合作摄制电视剧，必须提供合作摄制协议书，其中制片人（制片主任）必须由领证一方担任。
第十三条 合作制作的电视剧，该剧的制作权和著作权不得由未持有许可证一方独家享有。
第十四条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对申请单位的条件应严格审核，符合条件的，发给相应的许可证。
第十五条 申请临时许可证的单位，必须在拍摄前申请。摄制期间或电视剧完成后申请的，不予补发许可证。
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向制作单位发证后，应在一个月内向广播电影电视部备案。
第十六条 跨省级行政区域制作电视剧，制作单位应主动向拍摄景地所在地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备案，并出示许可证或许可证影印件。许可证影印件须经发放许可证部门加盖公章后才能生效。
第十七条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对持有长期许可证的单位实行年检制度。
年检时，对情况发生变化，已不具备持长期许可证资格条件的，或制作活动中有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单位，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可提出吊销许可证的处理意见，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决定。
被吊销长期许可证的单位，三年内不得再申领长期许可证。
第十八条 持临时许可证单位经办理播出手续或出版录像手续后，应在15日内将许可证交回发放许可证部门。
领取许可证六个月后仍未开机拍摄的，发放许可证部门有权收回许可证。
第十九条 各级电视台（包括有线电视台，下同）播出的国产电视剧必须是持有许可证单位制作的电视剧。
第二十条 送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片首及片尾须标有许可证号。片首许可证应显示在屏幕左下角并持续5秒钟以上，片尾许可证与制作单位名称同幅画面显示，样式为“许可证×××号”。
各级电视台审查送播电视剧的内容时，须同时审查送审节目带有无按规定标示许可证号。对未标示许可证号的电视剧，应将完成片退回制作单位标示许可证号后，方可接收。
第二十一条 音像出版单位收购电视剧应查验许可证。对无许可证的电视剧，音像出版单位不得收购、出版、发行。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如下处理：
（一）对无许可证制作电视剧，或未主动向拍摄景地所在地许可证管理部门备案的，可责令其停止制作，封存该剧的素材和完成片母带，并处以制作该电视剧总投资10—15％的罚款。
（二）对涂改、出卖、租借或变相转让许可证的，除吊销许可证外，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对所涉及的电视剧的素材和母带，应予没收、封存。
（三）对播出未标示许可证号电视剧的电视台，应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处以该电视剧收购总额10—15％的罚款。
对播出无许可证电视剧的电视台，除警告、通报批评、追究领导责任外，可处以该电视剧播出时总收入两倍以上的罚款。
（四）对拒绝、阻挠许可证管理人员检查、监督的，可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吊销许可证的处罚；违反治安管理有关规定的，提请公安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对每年制作电视剧单本剧不足4部或中、长篇连续剧不足两部的制作单位，应吊销长期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吊销长期许可证，应由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意见，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决定。吊销临时许可证，由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决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广播电影电视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广发录字〔1989〕821号和〔1990〕520号文件同时废止。



客观归责论基本构造的辨析

李哲

摘要：客观归责论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德国刑法学界乃至欧洲刑法学界讨论得最频繁最热烈的刑法学理论问题。该理论倡导根据刑法法理的任务对侵害法益的行为和结果给予客观归责。根据客观归责原则，客观目的性是决定归责的根本性要素，而这个要素决定于两个彼此互相决定的下位要素，即“行为的客观风险制造能力”和“规范的目的性”。根据这两个要素，客观归责原则包含三个判断标准：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以及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很大程度上，客观归责论虽谓“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其内涵仍多为以反面排除不可归责的例外情况。并未实质定义“法所不容的风险的制造与实现”的类型化基准。本文从规范刑法原理的立场出发，对“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进行浅析，尝试以不法理论诠释上述判断标准的内涵。

关键词：客观归责论 行为无价值 结果无价值





一、客观归责论构成要素的辨析

1、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

所谓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制造了足以引起构成要件上法益侵害结果的法律上重要的风险，从规范角度看，就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要求，违反了禁止或命令规范，换句话说，从刑法法理任务来看，立法者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危险的，需要加以禁止。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未制造风险的行为，以及虽制造了风险，但所制造的风险并非为被法所不容的风险的行为，均不能进行归责。

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在法所重视的范围内提高风险，而只是构成一般社会上认为正常的行为，则可认为并未实现构成要件。这些行为当然不是没有促成风险，但这些风险是一般的生活风险，是法律所不禁止的。例如怂恿他人登高山、潜水、在雷雨交加之际外出等。若不是对法规范、法秩序所保护的法益以相当的方式加以侵害，即使出现了法益损害的结果，也只能视为意外，不能对行为予以归责。

只有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才被认为满足了实现构成要件的条件之一，而和制造风险一致的概念是增加风险、提高风险，而并非降低风险。①故而降低风险的行为，毫无疑问不具有客观归责性。这里经常有两个例子被使用。一是甲看到一块石头砸向乙的头，出手挡石头，以致石头砸到了已的脚。甲的行为造成了乙的脚受伤，但若非甲的行为，乙就有生命危险，故甲的行为被认为是降低风险的行为，不能予以归责。二是甲看到乙欲偷盗1000元，便劝乙少偷点，只偷盗500元。乙听从甲的话，只偷了500元。若非甲的行为，则财产的损害较大，故同样认为甲的行为是降低风险的行为，不能予以归责。笔者认为，纵观上述两个案例，从形式上看均为对构成要件上法益侵害结果的减轻，但对于未然法益侵害状态与已然法益侵害结果的比较，是否仅止于以法益均衡比较为唯一归责标准，是值得商榷的。由此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如何定义“法所不容的风险的制造与实现”此类型化基准。很大程度上，客观归责论虽谓“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其内涵仍多为以反面排除不可归责的例外情况。若扣除排除归责的事例不论，客观归责论的实质基础仅止于建立在行为与结果的“相当的”合法则条件之上。若将事件性因果法则从构成要件的概念中剥离，相当性的合法则条件不再是客观归责的实质基础，则可促成客观归责论发展出切合“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此类定义的积极归责基准。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解答客观归责论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客观归责论仍然是建立在一套科学的刑法理论基础上，而所谓的“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均以该刑法理论为其根源。

从形式上看， “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均依刑法规范的构成要件所确定。认定的依据在于，若行为人的行为实现了客观构成要件，则认为是“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因为实现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正是立法者所认为的“制造了足以引法益侵害结果的重要的风险”的行为，因而予以否定评价。

从实质上看，应以不法理论检验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而不法理论以违法性为其实质性违法要素。于此，有着眼与“违法”是对法规范秩序的违反的“行为无价值”论以及着眼于“违法”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结果无价值”论。其中，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国家法秩序的精神、目的，违反作为法秩序基础的社会伦理规范。对于违法性的判断，最基本的是重视行为本身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在这里，行为人的主观的样态、行为自身的客观的样态直接关系到行为的违法性问题，行为是否违法取决于行为人内心的恶性与行为本身的反伦理性。所以，行为无价值是对于与结果切断的行为本身的样态所作的否定评价。结果无价值论则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在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行为是否属于违法阻却事由时，最基本的是考虑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益。没有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无论行为人的主观的样态、行为自身的客观的样态如何，都应该肯定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所以，结果无价值是对于行为现实引起的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所作的否定的评价。②目前，实质的违法性论中，除了上述两个理论外，还存在试图兼容上述两个理论的“二元论”的存在，其基本观点是认为违法性的实质不仅是对法规范的违反，同时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坚持“行为无价值”或“结果无价值”均具有片面性。若仅仅违法了法规范秩序，但没有侵害任何法益，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是“违法”，同样，若仅有法益受侵害或威胁的结果存在，但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法规范或法秩序，只能认为该结果的出现是“意外事件”，不能认为行为人“违法”。

若本着“二元论”的立场，则能够轻易回答客观归责论的法理依据。所谓“制造法所不容的危险”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规范与法秩序，亦即“行为无价值”，其判断的基点是根据行为的一般情况以及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判断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若能够得出肯定结论，则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容的危险。实现了客观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面。所谓“实现法所不容的危险”是指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的结果，亦即“结果无价值”。此时，行为的危险性由抽象的危险上升为具体的危险并得到实现。若没有实现风险，仅构成对法益的威胁，则成立未遂犯。在此基础上，由构成要件效力范围限制客观归责的适用范围，从而形成完整的客观归责论。

通过以上解析，笔者认为，“违法性二元论”是客观归责论的刑法法理依据。回答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容的危险”以及是否“实现了法所不容的危险”均需以其为根据。在看前面的案例，案例一中，之所以认定甲的行为不是“制造法所不容的危险”的行为，是因甲的行为不具有主观违法性要素，根据行为一般情况和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否定其具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非“行为无价值”。而案例二中，由于存在犯罪形态的制约因素，减低盗窃数额从客观上看并不能排除主观违法性要素，根据行为一般情况和一般社会生活经验肯定其具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因而应对行为予以否定评价。虽然确实降低了财产的损害，但不应视为降低风险的行为。在这里，肯定行为人的行为非“降低法所不容的危险”的行为，重心在于并非风险没有被降低，而是行为本身不能认定为降低风险的行为。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客观归责论强调不法的重心在客观构成要件，而风险是否被允许，以风险是否足以导致法益受害为判断依据，风险能否导致法益受害，有一般生活经验上的客观标准可循，与行为人如何认定或有无认识并无关涉。③而若依“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则必然论及主观违法性要素，似改变了客观归责论强调不法的重心在客观构成要件的理论基础，何解？

事实是自客观归责论发展至今，从未否认过除客观归责判断之外，还需要作主观构成要件判断，其判断的准据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行为客观面的判断若和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应，则客观构成要件合致。而若行为的主观面和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应，则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合致。该理论称为“对应理论”。根据对应理论判断构成要件合致性，则客观归责意图将故意的判断决定于客观构成要件的功能无法得到彻底印证，因故意所认识的对象，亦即用作判断标准的客观构成要件有两个：一为判断者从行为外观所认定的，一为行为人自己的认知。在存在错误的情形，根据行为外观解读的客观构成要件，其实仅是依客观面进行判断，并非和行为人的认知相符，导致依据“对应理论”对客观面和主观面分离判断中，客观面判断经主观面判断之后可能被推翻，或无法确定应依据哪一个客观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因为着手实施的行为究竟是什么样的行为，必须依行为人的故意所确定。故此，行为人的主观面有不法的定向作用，甚至是决定行为不法色彩的主要因素。④

另外，从刑法哲学的角度出发，客观危害是犯罪人客观上所具有的某种属性，该属性是建立在犯罪人客观行为状态之上的行为事实。其中，刑法中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其特征包括心素和体素。所谓行为的心素是指意思决定与意思活动，只有在一定的意思支配下的举止，才能归属于人的行为，人的意思是行为的必备要素。而体素即指身体的动静，是行为的外部表现。心素和体素同时具备的行为，才是刑法上的行为。⑤据此，依“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是对行为心素的客观价值判断，并非在责任层面对其进行检讨，这与客观归责论倡导的客观目的性是合致的。

2、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

虽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该风险并未实现，则只能构成未遂犯。例如受枪伤的行为人送医救治，在医院被火烧死，虽然开枪的人制造了风险，但并没有进一步实现该风险，这实际上是没有实现构成要件，故不能认为是实现风险。⑥

在传统所认为的因果流程错误的例子中，所谓的不重要因果流程偏离的情形，仍然能够以该原则进行检验。例如“韦伯的概括故意”，行为人将人杀死后埋葬，实际被害人是死于因埋葬引起的窒息，而并非行为人的杀人行为。传统理论以“概括故意”来忽视因果流程的偏差而实现归责。若应用该原则，这并非一般所认为的是故意的问题，而是客观构成要件有无实现的问题。行为人不但制造了风险，而且该风险依然实现了，故应予以归责。

除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外，尚需该风险被实现，如果风险被实现了，并非被法所不容，例如某人超速之后减速并保持了限速，但减速后，却撞了人，虽然其在超速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在减速时，并没有将这个风险实现，因此不可予以归责。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结果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之内，则仍然不可归责。例如牙医为某人拔牙并实施麻醉，此人死于心脏衰竭，其在事前确已告知牙医其心脏有问题，但牙医没有依规定找麻醉师而自行实施麻醉，事后确定，即使经麻醉师检查，也无法查出此人的心脏问题，而此人只可能因麻醉程序而延后死亡时间。在该例中，牙医会同麻醉师的义务这一规定，其目的并不在于短期延长被害人的生命，因此该结果并非是规范保护目的所要保护的结果，故不应予以归责。⑦

根据笔者前论的观点，认为客观归责论可视不法二元论为其法理内涵，以“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结果非价”诠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在此基础上，则导致一个重要疑问的产生。客观归责论者通常认为，对于“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这个要件，若虽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该风险并未实现，则只能构成未遂犯，不能认为是实现风险。但若以“结果非价”诠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因未遂犯的实质是对法益所产生的威胁，就此而言，应该纳入“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的范畴。但“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却排斥对未遂犯的论理，原因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