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调解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本文作者:丛彦国)


强调法律全球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关注行政领域中的行政主体
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二者的和谐才有社会和谐的实现，因为在现代国家中，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价值不应仅仅限于控制行政权，更应该具有利用中立的司法机关来协调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的功能，这就不能排除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一、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主要规定及其评价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表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不能为了解决行政纠纷而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促成双方互相谅解；不能把调解活动作为行政诉讼的一个环节；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终结行政诉讼程序。我国这样立法的理论依据在于：①调解是以当事人享有处分权为前提的，而行政权具有不可处分性，它是法定的而非行政主体固有的职权，行政主体必须依法行使，不存在调解的可能性；②行政法的核心是控制行政权，行政诉讼必须裁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用调解置行政行为合法性于不顾，会导致对行政主体违法的放纵；③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天然不平等的地位，双方难以达成平等自愿的调解协议；④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存在行政主体为避免败诉，以公共利益为交易代价以获得相对人妥协的可能。[1]
但是，在行政诉讼中，上述这些顾虑是否存在呢？从我国审判实践来看，不适用调解作为一项原则基本得到了贯彻，主要表现在行政案件裁判方式没有采用调解方式结案或作出法律文书，但是在实践中却有很多案件有着法院的大量协调工作，这些协调工作有针对原告的，也有针对被告的，甚至有针对第三人的，法院协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行政争议。这些案件往往不是采用像维持、撤销等法定判决方式，而是在法院作好协调工作的基础上再进行判决。法院的这种协调与调解制度很相似，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于化解矛盾，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原告撤诉的比例却不断扩大。[2]在这些撤诉中，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而使原告申请撤诉，从而获得人民法院准许的占大多数。显然，高比例撤诉率的背后是法官所做的大量协调工作。根据上诉的理论或规定，法院的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但是，行政案件越来越多的通过协商或者说用调解的方式来结案。那么，为什么在行政诉讼调解问题上，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呢？为什么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明知其行为被禁止却仍然这样做呢？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究竟有无其合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基础。[3]虽然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这种理论应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是正确、科学的理论，它还必须在实践过程中接受检验并进行发展，从而进一步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当一个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现实，不能引导现实潮流，却日益被现实所抛弃，那么其终究不是一个好理论。应当说，我国法律之所以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更主要的是为了防止被告即行政主体利用其特殊地位而迫使原告即相对人放弃其合法的诉讼请求，起到用司法权来监督、控制行政权的目的。但是事实上，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未必会损害原告利益或国家公共利益，不适用调解也不一定就能够有效保护原告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
二、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理由
（一）从调解制度的目的看，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具有必要性
调解是我国解决诉讼纠纷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诉讼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诉讼活动，与刑事诉讼（自诉案件）、民事诉讼一样，当然可以适用解决纠纷的普遍形式——调解。诉讼是处理特定社会纠纷的一种机制，[4]其目的是将争议进行平息，由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进行裁判，去化解争议，平息矛盾。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调解制度在各类诉讼当中都应该可以适用，当然在行政诉讼中也不例外。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人民法院的认证以及双方当事人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进行的辩论，如果行政主体意识到自己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因而在审判人员主持庭审的情况下，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主动提出撤销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要求原告撤诉，这种做法合情合理，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提倡并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的这种支持，本质上就是调解，实际上由审判员征求双方的意见并促使双方实施上述行为也是不应该禁止的。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5]而调解制度的设立目的也是为了解决争议，化解纠纷，所以二者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可以是同时存在的。
（二）从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看，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具有可能性
在世界上，早有国家和地区在行政诉讼中引入了调解制度。美国的司法审查一直是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来进行，并且，在其公法领域大量存在着“诉辩交易”的传统习惯，对于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与相对人和解，已经不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根据美国《司法》杂志的统计，联邦法院归档的诉讼中有90%的案件并没有通过审判，而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获得解决。[6]在我国台湾地区，其制定的《行政诉讼法》第七节以10个条文对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制度做了规定。台湾地区规定的和解制度与我国大陆地区的调解制度是类似的。它们都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都具有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的效力，都有法官的参与并对当事人的协商结果进行确认。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我国香港地区，也以行政诉讼和解称我国大陆所指的诉讼调解。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和解与调解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之所以分别被设定为诉讼上的两种不同制度，是由于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从不同的侧面来认识它，来为它定位的。诉讼上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议；而法院调解则是以法院为中心，以当事人合意解决争议的。[7]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审判实践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
（三）从我国审判实践看，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具有紧迫性
在我国，除了行政侵权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外，其它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行政审判中适用调解结案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法官经过反复调解，动员可能败诉的行政机关对原告给予一定的赔偿或承诺，于是原告便“自愿”撤诉，但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行政诉讼调解显得过于随意，并使它变化为法官手中的权力。无原则的调解和非自愿的调解是我国多年来行政诉讼撤诉率，特别是非正常撤诉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8]为规避法律，我国把这种事实上的调解成为“协商”、“协调”、“庭外做工作”等，与其让这种变相的调解、协调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对其进行规范，使其成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对此，专家学者们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调解制度的适用，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见，其重要理由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从理论方面说，调解是解决诉讼纠纷的重要制度，尤其在我国，调解制度处理民事纠纷是我们一项优良的传统，同样适合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在许多情况下是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存在调解的基础。另外，行政争议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民事争议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行政诉讼中，借鉴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是不可行的。从实践的角度说，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采取协调的方法，或做‘工作’，这种做法的本质仍是与民事诉讼的调解极为相似。与其说把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延续下去，倒不如将其规范起来，在行政诉讼中，规范地进入调解制度。”[9]
三、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一） 行政主体对其职权有处分权是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行政诉讼中排除调解适用的规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问题，但调解的适用也应有一定的条件。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础应该是行政主体对其职权拥有处分权，否则，就没有调解的可能性。按照依法行政原则，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10]也就是说，行政主体的职权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得行使，但是无论是在行政程序阶段还是在诉讼程序阶段，行政主体在法律范围内仍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行政主体处分其职权并接受人民法院的调解是可以的。但是，行政主体对其的职权能否处分并进行让步还要进行具体分析，要根据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案件确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如果一个行政行为是羁束性行政行为，则不应该适用调解。但如果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个自由裁量行政行为，那么法院可以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调解。特别是对于像拘留、罚款等具有不同幅度的行政处罚行为。对于已由法律明确规定为无效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不可以进行调解。例如，法院不能对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进行调解，因为行政主体在超越职权时作出的行政行为要么不属于自己的权限范围，要么法律已经否定了行政行为的有效性，行政主体此时不具有对自己的职权作出处置或妥协的处分权，所以，法院不能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二） 合法性原则是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种监督功能和保护功能应该是统一的。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应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依法进行调解；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应该监督和促进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如果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无原则地进行调解，会既放纵了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行为，又不符合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长远利益。如果不对行政诉讼的调解加以限制，法院可能会滥用调解权，这就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合法性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在程序上要遵循法律程序，形成的调解协议不可以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该项原则的具体要求是：第一，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活动，程序上要合法。由于法律已经确立了民事案件的调解、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以及行政赔偿案件的调解制度，这给我们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范例。因此，行政诉讼中的调解程序可以借鉴上述调解的程序。例如，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进行调解或不愿意继续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就不应该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不应该久调不决，而应及时判决；等等。第二，人民法院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内容应该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调解协议是将来制作调解书的基础，而制作调解书的目的则是为了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表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予以认可。所以，调解协议的内容至关重要，必须依法制作，不得违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否则，没有调解的必要并且这种调解也应当是无效的。
（三） 对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展望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各类行政案件中大量适用调解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一种制度，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在我国还存在现实的法律障碍，迫切需要制度创新，这就需要一系列的配套资源作为其发展背景和理论基础，否则，这种制度并不会在我国真正建立起来。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在行政理论中找到调解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审判实践中已形成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学习经验，这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在我国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为顺应各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程序化、规范化趋势，在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适时把调解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加以确定，以避免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为节省诉讼资源，方便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解决行政纠纷，我国应合理建构符合时代潮流和民主法治精神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参考文献：
[1] 罗豪才、湛中乐：《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张树义：《中国行政诉讼法学》，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于安、江必新、郑淑娜：《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2] 杨海坤、朱中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维艰的原因探悉》，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3] 沈云锁、陈先奎：《马克思主义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4] 江伟：《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5]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6] [美] J.弗尔博格、李志：《美国ADR及其对中国调解制度的启示》，载《山东法学》1994年第4期。
[7] 李浩：《关于建立诉讼上和解制度的探讨》，载《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8] 何海波：《行政诉讼撤诉考》，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9] 王振清：《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问题、思考、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第323页。
[10] 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大政办发 [2012] 100号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先导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大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大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大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引导基金”）的管理和运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8] 116号）和《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立方案的通知》（大政办发 [2012] 33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引导基金是由市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设立引导基金的宗旨是创新政府投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推动创业投资发展，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处于初创期和早中期的创新型企业，培育和发展高技术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初创期创新型企业和早中期创新型企业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 [2011] 668号）规定的标准划分。

第二章　引导基金的规模和资金来源

　　第三条　引导基金的初始规模为人民币6亿元，分3年每年到位2亿元。
　　第四条　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
　　（一）支持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的财政性专项资金；
　　（二）引导基金的投资收益与担保收益；
　　（三）闲置资金存放银行或购买国债所得的利息收益；
　　（四）个人、企业或社会机构无偿捐赠的资金；
　　（五）其他资金。

第三章　引导基金的管理运作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引导基金理事会为引导基金的决策机构，由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和市经信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分管副市长为理事长。理事会对引导基金投资方案和有关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理事会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召开理事会会议；
　　（二）组织召开评审委员会会议；
　　（三）执行理事会决议；
　　（四）承办理事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理事会聘请政府相关部门、创业投资行业自律组织的代表和相关投资领域的专家组成引导基金评审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对申请引导基金参股的创业投资基金设立方案进行独立评审，为理事会决策提供依据。
　　第七条　大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投公司）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和运作事务，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合作方进行尽职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
　　（二）具体实施经理事会批准的投资方案，对引导基金参股的创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参股基金）履行出资人职责；
　　（三）以适当形式向参股基金派出代表，并通过派出代表参与参股基金的重大决策，监督其投资方向；
　　（四）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参股基金运作情况；
　　（五）承办理事会或理事会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引导基金的运作原则与方式

　　第八条　引导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投资运作。
　　第九条　引导基金运作主要采取参股方式，可探索跟进投资等其他方式。
　　参股。引导基金参股创业投资基金，原则上出资比例为参股基金注册资本或承诺出资额的20%；对投资于初创期创新型企业资金比例超过注册资本或承诺出资额70%的参股基金，引导基金出资比例可增加至30%。
　　跟进投资。引导基金可跟随创业投资基金向企业直接投资，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创业投资基金实际出资额的50%，且对单个企业原则上只能进行一次跟进投资。跟进投资应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操作。
　第十条　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操作程序如下：
　　（一）征集。按照引导基金年度安排计划，创投公司向社会公开征集申请引导基金参股的创业投资基金设立方案。
　　调查。创投公司对经初步筛选的设立方案进行尽职调查，形成调查报告。理事会办公室根据创投公司的调查报告，确定进入评审阶段的设立方案名单。
　　评审。评审委员会对设立方案进行独立评审，提出评审意见。
　　（四）决策。理事会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和实际情况，决定引导基金的投资方案。
　　（五）公示。投资方案在有关媒体上公示7天。对公示中发现重大问题的投资方案，不予实施。
　　（六）实施。创投公司根据理事会的决定办理投资手续，并履行出资人职责。
　第十一条 跟进投资等方式的运作参照上述程序执行。

第五章　引导基金扶持的对象

　　第十二条　引导基金扶持的对象主要是在本市注册的创业投资基金，优先支持国家参股的创业投资基金。
　　第十三条　新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申请引导基金参股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发起人及参股基金管理机构基本确定，并已形成发起人协议、参股基金章程（草案）或合伙协议（草案）及委托管理协议（草案）。
　　（二）参股基金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引导基金出资额）；除引导基金外的其他出资人数量多于3个（含），不超过10个（含）；参股基金管理机构应对参股基金认缴出资；所有出资人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并保证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三）参股基金管理机构已在中国大陆注册，并在本市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至少有3名具备3年以上创业投资或相关业务经验的管理人员。
　　（四）参股基金的投资领域应符合国家和本市产业规划及相关政策的要求，原则上投资于初创期、早中期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比例和投资于本市企业的资金比例，均不低于注册资本或承诺出资额的60%。
　　第十四条　已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申请引导基金参股，除需符合第十三条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至申报截止日，设立时间不超过12个月；
　　（二）全体出资人首期出资已到位，且不低于基金注册资本或承诺出资额的20%；
　　（三）已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完成备案。
　　第十五条　申请跟进投资的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跟进投资对象仅限于本市重点扶持和鼓励的高技术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型企业。
　　（二）创业投资基金对申请引导基金跟进投资的企业已经确定且尚未完成实际投资，跟进投资价格不高于创业投资基金投资价格。
　　（三）申请跟进投资的创业投资基金不得先于引导基金退出其在被投资企业的股权。

第六章　引导基金的退出和收益

　　第十六条　参股基金的存续期原则上不超过10年。引导基金投资形成的股权可采取上市转让、协议转让、企业回购及期满清算等方式退出。
　　第十七条　创投公司应与其他出资人在参股基金章程或合伙协议中约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引导基金可无需其他出资人同意，选择退出：
　　（一）参股基金方案确认后超过1年，参股基金未按规定程序完成设立或增资手续的；
　　（二）引导基金出资资金拨付参股基金帐户1年以上，参股基金未开展投资业务的；
　　（三）参股基金未按章程或合伙协议约定投资的。
　　第十八条　引导基金的收益主要为投资分红收入和股权转让所取得的收益。理事会可从引导基金年度收益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管理费用，用于理事会、评审委员会及创投公司的日常运作费用。引导基金收益在提取相应的管理费用后形成的结余，继续作为引导基金运作。引导基金运作初期，由市财政拨付管理费用。
　　第十九条　除对参股基金管理机构支付管理费用外，参股基金还要对管理机构实施业绩奖励。按照“先回本后分利”的原则，原则上将参股基金增值收益（回收资金扣减参股基金出资）的20%奖励参股基金管理机构，剩余部分由引导基金和其他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对投资于初创期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比例，或投资于本市企业的资金比例较高的参股基金，引导基金可给予更大的让利幅度，具体办法由理事会另行制定。

第七章　引导基金的风险控制

　　第二十条　理事会办公室选择具有相关经验的商业银行对引导基金进行托管，承担引导基金资金保管、拨付、结算和日常监控工作。托管银行应当定期向理事会办公室报告资金情况。
　　第二十一条　引导基金不得用于从事贷款、股票、期货、房地产、企业债券、金融衍生品等投资，不得用于赞助、捐赠等支出，闲置资金只能存放银行或购买国债。引导基金的闲置资金以及投资形成的各种资产权益，应按照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进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引导基金参股创业投资基金时，不得作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其出资应在其他出资人按照约定缴付出资后到位；对参股基金违法、违规和偏离政策导向的情况，可按照协议约定，行使否决权。
　　第二十三条　引导基金应建立信息公开制度，重要运作环节应聘请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法律咨询和财务咨询等服务。

第八章　引导基金的监管

　　第二十四条　理事会负责对引导基金进行监管和指导，引导基金纳入公共财政考核评价体系。理事会按照公共性原则，对创投公司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定期对创投公司履行职责情况和引导基金投资运作情况进行考核、评估。
　　第二十五条　创投公司应按季度和年度向理事会报告参股基金及跟进投资企业运作情况，接受理事会视需要委托的中介机构的审计检查。 第二十六条 参股基金应及时向创投公司报送季度和年度的投资运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表。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