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检察室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和探索
—以五华县检察院的三个检察室为视角
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蔡仕强
【内容摘要】如何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创新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作用，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通过探讨检察机关设立乡镇检察室参与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检察室运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检察室从合理设置、正确履职、严格管理、不断创新四个方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途径，从而认为检察室参与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关键词】检察室 社会管理创新 探索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特殊作用、担负重要使命。当前，各地检察机关为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积极试点设立基层检察室。设立基层检察室拓展了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领域，检察室立足本职，面对基层，贴近群众，服务大局，对于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起到了很好效果。但是，一些地方的检察室存在设置华而不实、工作流于形式、人员严重紧缺等诸多困难和问题，本文试以五华县检察院设立的三个检察室为视角，就如何加强检察室建设、更好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设立检察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是健全司法体系、强化法律监督的需要。一方面设立检察室具有宪法和法律依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组织机构形式由法律规定。根据人民检察组织法第2条规定：“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条文中“根据工作需要”“等”等字眼，对检察机关派出机构作出了不完全列举的规定，为设立乡镇检察室预留了法律空间，因而设立乡镇检察室符合立法精神，具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设立检察室完善了法律监督体系。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乡镇分别设有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有自己的基层“阵地”，而检察机关没有乡镇一级的检察机构，在基层信息不通、耳目不聪，无疑使检察机关对基层的法律监督工作效果大打折扣。这种现状，使得我国宪法构筑的行政权、审判权、监督权三权架构出现漏洞，与宪法立法初衷不符，更难以适应我国现有的国情。因此，积极延伸法律监督触角，在重点乡镇、街道设立派出检察室，将法律监督关口前移、工作重心下移，使原来的“两所一庭”体制变成了“两所一庭一室”，从机制上完善了乡镇一级的司法体系。
（二）是化解社会矛盾、服务发展大局的需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乡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主要特征是广大农民再也不依附依赖于土地，广大农村已在向城镇化发展，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形成。但是，在这历史性大变革中，也暴露了出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目前，农村尚存在相当数量的严重暴力、黑恶势力、破坏农业生产和侵犯农民生命财产犯罪，出现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贪污腐化、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土地政策调整、征占农村土地等引发了一些显性的和潜在的社会问题日渐突出，农村纠纷不断增多。而乡镇检察室正是密切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重心下移，检力下沉，把法律监督触角延伸到广大农村的最有效载体。以五华县为例，该县面积达3226.06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1.47%。总人口105万，其中农业人口89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4.76%，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地广人多，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利益纷争错综复杂，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检察机关创新服务民生新平台助推社会矛盾化解，势在必行。因此，设立乡镇检察室，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立足检察本职，维护社会稳定、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是检察机关服务绿色的经济崛起发展大局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三）是加强基层建设、推进检察改革的需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检察机关的执法主体80%在基层，检察事业的基础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发展希望也在基层，基层检察院建设在检察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基层检察院经历了30 余年的发展，但是基层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能力、队伍建设水平还不高，特别是由于检察工作的专业性和相对独立性，基层检察院真正站在群众的立场考虑问题、谋划工作，把群众关注点作为检察工作着力点的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高，尚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法治需求。适时发展乡镇检察室，通过与基层群众“零距离”面对面的接触，发挥检察室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作用，既有利于基层检察机关畅通监督渠道，创新工作机制，提高检察机关的基层知名度和认可度，走检察专业化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之路，又可以让检察人员直接面对基层群众，接受他们的评议和监督，提高检察队伍的群众工作水平和能力，进一步提高基层检察院建设，从而进一步提升执法公信力和检察机关形象。
二、乡镇检察室设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设置模式不统一。有些地方在乡镇检察机构的设置在决策前缺乏必要的调查论证，急功近利，盲目跟风，存在一哄而上，搞一刀切的情况。表现为：检察室名称不一，五花八门。如派出检察室、检察站、乡镇巡回检察室、检察联络室、检察工作联系点、检察法律服务室；报批程序不一，形式各异。有的报上级检察机关批准，有的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有的报当地党委批准，有的多头报批；机构编制不一，地位尴尬。大部分乡镇检察室或类似机构没有行政级别和固定编制，也有个别如珠海市的横琴检察室有行政级别和固定编制，还有个别如陆丰市甲子镇检察室有编制，但只保留了机构设置，无实际人员，也没有开展工作；人员配备不一，随意性大。有的安排干警“客串”，定期办公。有的安排干警驻点蹲守，长期办公。有的甚至聘请外单位人员担任检察工作联络员，协助工作。例如五华县院，现有在职人员77人（其中院领导9人），内设17个科室，有些科室甚至只有一个人，平时工作任务重，案多人少，没有多余的人员补充到派驻检察室，只能采取部分干警“兼职”检察室，定期驻室办公的办法。
（二）职能定位不突出。高检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中规定了派驻检察室的职能，但仍不够全面具体，不能全面履行法律赋予的人民检察院职责。由于没有法定职责和明确的职能定位，各地检察室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五花八门，有的片面强调侦查办案，有的则强调为检察院其他部门提供案源，有的重点从事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受理信访举报工作等等，不能充分发挥其在农村法律监督中的作用。甚至产生三种不良倾向：一是职责泛化，认为检察室包打天下，大包大揽，“份内”的事干，“份外”的事也干，什么都做，最终什么都做不好；二是职责虚化，工作只停留在协调和服务上，不敢大胆履行监督职责，监督不到位；三是职责异化，主次不分，脱离法律监督职能开展工作，把主要精力用在协助政府处理拆迁、土地征用纠纷等检察职能之外的工作上，充当了当地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三）内部管理不规范。目前，各基层检察院对乡镇检察室的管理尚处于松散无章的状态，有的由具体业务部门协调管理，如反贪局、控申部门等，有的由政工部门或办公室等综合部门统一协调管理，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管理部门。其次，乡镇检察室与检察院各科室之间的工作对接尚未形成制度化，工作关系没有理顺，仅靠乡镇检察室“单打独斗”，难以将一些重要矛盾及时化解，工作不能形成合力。另外，由于上级院未将乡镇检察室工作列入考核的范围，各基层院在设置乡镇检察室后，将更多的精力集中本院各条线有考核指标的工作上，而对乡镇检察室如何实行绩效考核管理，如何实行规范管理却较少涉及，结果是想管就管、不想管也没什么大问题，反正未列入上级考核范围，不会对全院总体工作造成什么影响。这样，管理上的不到位，使乡镇检察室不能走上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严重制约了其健康有序开展。
（四）保障机制不健全。据了解，大部分地区的乡镇检察室的经费由派出检察院自行解决，少部分地区的乡镇检察室的经费由派出检察院和所在乡镇共同解决，也有个别乡镇检察室的经费由财政统一支出。由于经费的保障没有合法、稳定的来源，检察室在装备上受到了限制，有的借用乡镇政府的办公用房，与综治办或信访办等部门一起合署办公；有的租用当地的房屋作为办公和生活用房；有的因技术装备落后而制约了一些工作正常开展等等，这些实际困难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整体执法效能和执法形象。同时，由于大多数乡镇检察室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基层检察院在设立乡镇检察室时，增加的人员、办公经费的开支还要从现有经费中挤占，靠自筹经费加以解决，特别在经费保障不充裕的欠发达地区就显得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只好在规划设置上则能省则省、能减则减，物质装备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导致乡镇检察室工作的发展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
三、检察室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和探索
（一）要认真谋划，科学设置。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高检院应该通过司法委员会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个修改检察院组织法的建议，明确在乡镇设立检察室的规定。高检院要进一步对派驻检察室建设的选址、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公设施、经费保障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基层检察院应因地制宜，根据当地拟设立乡镇检察室的布局、数量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向当地编委申请增加机构编制，机构规格与基层检察院的内设机构相同，原则上可与人民法院派出法庭对应设置。其名称可统一为“xx人民检察院派驻xx(驻在地名称)检察室”。检察室的设立、更名和撤销，应报上级检察院和当地党委备案。检察室应有专门的办公楼，统一规范，融入检察机关独有的检察元素外观标识，并配齐人员，配备车辆、电脑、打印机、照相机等办公设施，常年办公。检察室的设立不能千篇一律，要根据乡镇人口数量、地理环境、交通、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实行重点区域先行，稳步推进，做到成熟一个，设立一个，巩固一个。如五华县是一个农业大县，东西相距71.59公里，南北长为87.99公里，有16个乡镇，五华县院根据各乡镇的地域、人口、经济、文化和交通等实际情况，在其中经济和交通较为发达、人口数量较多、辐射面较广的安流、华城两个乡镇和工业园区设立了检察室，选址合理，运作规范、效果明显。
（二）要突出特色，明确职责。高检院《意见》规定了检室室的工作职责。笔者认为，检室室要突出检察特色，明确监督职责，努力把检察室建设成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线平台，打造检察工作的新亮点。一是服务基层群众，减轻群众诉累。协助乡镇党委建立由乡镇党政统一领导，“两所一庭一室”分工牵头，各基层单位各司其职，群众广泛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维护和谐稳定，减少社会对立，将社会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二是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反腐倡廉。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发现、收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全面掌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剖析根源，提出解决对策建议，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笔者认为，检察室可以发现、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但不能承担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立案等工作，检察室应更多的配合内设业务部门办理案件。三是突出法律监督，拓宽工作领域。将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的立案、侦查、审判和社区矫正工作，纳入检察室的监督视野，收集、发现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及诉讼中的违法问题，使检察监督更直接、更快捷、更方便、更有效。四是参与平安建设，提升执法形象。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违法犯罪青少年等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和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以及运用检察手段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
（三）要加强管理，规范运作。一是加强内部管理，资源配置到位。检察室所需的人财物不能依赖于当地乡镇镇委、镇政府，建议由县级以上财政拨出专款，由基层检察院统一管理，办案办公经费统一拨付，办公用品装备统一购置。同时，须加大对检察室的经费投入，尤其是网络信息化建设，确保信息流转畅通。二是合理配备人员，选好人用好人。每个乡镇检察室要配备3到5名检察干警，将综合能力强的检察官派驻检察室任职或者将年轻干警充实到检察室，加以重点培养和锻炼。笔者认为，绝对不能从社会上聘请人员行使检察权。由于人员紧缺，一些检察室采取返聘部分离退休干警的做法，这一做法可以借鉴。如五华县院3个检察室均是返聘刚退休不久的3位院领导担任主任。去年7月，华城镇两个村发生冲突，集体械斗一触即发，华城检察室主任获悉后，利用其经验丰富、协调沟通能力强、具备做好群众工作的优势，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很快平息了事件。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制度管理。包括建立轮流派驻机制，由于检察室工作条件差，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大，所以驻室干警要实行轮岗换岗，以3至5年为宜。要建立激励制度，对工作出色的干警优先提拔使用或向相关组织部门推荐提拔使用。要制定《岗位责任制度》、《文明接待规范》等规章制度，确保检察室工作规范有序。要对乡镇检察室的工作实行目标管理，明确任务、分解责任，建议由省院制定标准，将乡镇检察室工作列入考核的范围，纳入省院统一考核。
(四)要力求创新，不断完善。首先，着眼自身，不断完善实践中总结出的有利于提高检察室工作效率、提升服务大局和执法为民的能力、促进执法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好做法。如完善文明接访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健全与当地司法、公安、法庭、信访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等。要优化检察权配置，推进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笔者认为，检察室可定位为基层检察院的一个独立部门，作为一个内设机构，属院党组直接管辖，基层院办公室为检察院其他内设机构与各检察室之间的联络部门。其次，着眼社会，致力解决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重点问题，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在检察环节更加科学、规范、有效。如建立服务当地党委中心工作协调保障机制，积极发挥近距离接触基层、获取各方面信息比较迅速的优势，立足检察职能，主动协调本院其他职能部门为乡镇、园区的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再次，立足服务，推进服务措施的创新。如设立“农村干部警示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普法教育基地”，通过开设“检察官讲堂”及举办“检察开放日”等活动,运用近期查办的典型案例,对农村基层干部及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使检察宣传工作深入田间地头,送进农户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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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长生，重构乡镇检察室，人民检察，2009年第2期
曹志瑜，乡镇检察室的立体解构与回溯性发展研究，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张和林、严然，关于广东省检察机关开展驻镇（街）检察室等类似机构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广东省检察院专题调研，2010年第1期
张金锁，立足检察职能 延伸工作触角　创新社会管理，检察日报，2011-07-15
程宗林、汪凌鸿，乡镇检察联络室制度探析，正义网，2011-09-08





　　关键词: 有组织犯罪；概念；特征；类型；立法完善
　　内容提要: 有组织犯罪的研究是当今学界的热门话题。探讨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十分重要。目前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立法尚需完善，刑法总则应当明确规定有组织犯罪的总体概念、外延及其类型，增设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法条，行刑制度中应增设对有组织犯罪首要分子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不得适用假释的规定，刑法分则应提高有组织犯罪的法定刑，增设对有组织犯罪财产刑的适用并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增加对参加有组织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重处罚的规定。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最高级犯罪形态，联合国大会宣称其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1}（P．1）。该类型的犯罪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大有滋生蔓延之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国政府、立法界、司法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到底有组织犯罪概念应如何表述，有何特征、类型，立法机关如何规范和司法机关如何打击、防范该类犯罪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本文拟就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类型特征及其立法完善问题，略陈己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特征 迄今为止，有组织犯罪这一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一的、得到普遍接受与公认的定义。各国学者、立法者、司法者在给“有组织犯罪”下定义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具有明显的不统一性{2}（P．3），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类犯罪现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现将国外立法、国外学者及我国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表述作一比较。

　 （一）国外有关有组织犯罪的概念

　 1．美国学者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美国犯罪学家D斯坦利·艾兹恩和杜格·A·蒂默认为：“在一般意义上讲，我们将有组织犯罪规定为旨在通过非法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商业企业。这种非法企业要生存下去，至少要依靠三种互相关联的现象：（1）消费者对非法商品和服务活动的需求；（2）一个组织能不断生产或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3）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的腐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获得好处对这类非法组织的活动提供保护{3}（P．63）。”美国1982年出版的犯罪学辞典解释为：有组织犯罪除了控制某一政府外，还提供非法商品、非法服务，例如赌博、放高利贷、毒品交易、淫秽物品交易和卖淫，协调和组织国内或跨国犯罪组织攫取最大利润。有组织犯罪往往获取较其他犯罪活动形式高两倍的收益。有组织犯罪包括黑手党和黑社会结构。[1]

　 2．法国学者有关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法国犯罪学家安得鲁·博萨认为：“有组织犯罪实际上表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在合法团体的外面，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组织、等级和严厉的纪律，利用一切手段实现他们的目的，即最大利润{4}（P．109）。”他认为有组织犯罪具有：（1）持久性，即使首领间不联系，有组织犯罪团伙也有持久存在的观念；（2）组织性，有组织犯罪团伙是具有严密管理结构的组织；（3）严格的等级分工，犯罪组织是依据服从、忠诚信任而建立的。有时，这种组织如同军队，等级森严；有时，则依据传统规矩。纪律是非常严明的；（4）秘密性，“守口如瓶”的“行规”得到严格实施。

　 3．德国学者有关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德国犯罪学家汉斯·施奈德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具有合法目的的组织（经济企业）犯了经济和破坏环境罪，为了更好地逃避打击力量，犯罪者狼狈为奸，拼凑成具有犯罪目的的组织”{5}（P．44）。德国著名警官布格哈特·黑洛德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旨在获取暴利或对公共生活领域施加影响，长期或不定期地由国际、国内犯罪组织计划和实施的商业性质的犯罪活动”{6}（P．118）。

　 4．前苏联学者有关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前苏联犯罪学家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对有组织犯罪下了一个比较公认的定义，即指由稳定的具有逃避社会控制之防卫体系的、操纵犯罪团伙，利用暴力、恐吓、腐蚀和大量盗窃等非法手段从事故意犯罪的湘对大的集团所实施的犯罪行为{7}（P．267）。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把有组织犯罪界定为商业企业实施的犯罪，未免过于狭窄，未能涵盖有组织犯罪的所有类型。第二种观点较好地概括了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但把有组织犯罪表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未免过高估价了有组织犯罪的活动能量，实际上把有组织犯罪等同于黑社会组织犯罪。第三种观点除了界定有组织犯罪是商业性犯罪和破坏环境犯罪略嫌偏颇外，该观点对有组织犯罪的解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广泛的适用性，因而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第四种观点科学地归纳了有组织犯罪的客观特征，但将其界定为“相对大的集团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似有不妥，容易给人“有组织犯罪就是犯罪集团”的错觉。

　 （二）我国学者关于有组织犯罪概念的论说

　 1．最广义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两个以上的人为了某种（或某个、某些）具体的犯罪目的，组织起来，共同实施的犯罪活动。有组织犯罪与法律意义上的共同犯罪基本等同。有组织犯罪从广义上说，包括简单凑合、组织松散的团伙犯罪；从狭义上说，则仅指内部组织严密，有等级结构和指挥核心，行动计划周密，成员稳定，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集团犯罪{8}（P．109）。

　 2．广义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3人或3人以上，以非法谋利为主要目的，为了共同犯罪而结成犯罪组织的，或虽未明确成立犯罪组织，但经常共同实施犯罪的，是有组织犯罪。目前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应当包括三种组织形式：松散的犯罪结伙；犯罪集团；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9}（P．66）。

　 3．集团犯罪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故意犯罪者操纵控制或直接指挥和参与，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或组织成员相对稳定，有特定行为规范和逃避法律制裁的防护体系的犯罪组织体，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而使用暴力、恐吓、腐蚀及其他非法手段所进行的集团性犯罪活动{7}（P．269）。另有学者认为“犯罪集团可分为普通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组织”{10}（P．175）。

　 4．狭义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3人以上有一定组织形式、主要犯罪成员基本固定、社会危害性大、反侦查能力强的集团性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它只包括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实施的犯罪活动和某些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两种情况，而将一般犯罪结伙排除在外{11}（P．102）。

　 5．最狭义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3人以上有一定组织机构和组织关系，内部结构紧密，等级森严、犯罪能量大、自我防护能力强的超集团性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它通常指的是那些最典型意义的黑社会组织实施的犯罪。它不仅把一般性犯罪结伙拒之门外，而且将某些集团性犯罪也排斥在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之外，因而是一种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地地道道的有组织犯罪{11}（P．109—110）。

　 另外，还有学者将有组织犯罪概括为，“是指3人以上故意实施的一切有组织的共同犯罪或者集团犯罪活动”。“就其表现形式来看，不仅包括有一定结伙性犯罪，也包括有一定组织形式的集团性犯罪，还包括有一定组织机构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11}（P．110）。

　 笔者认为，“最广义说”把松散型犯罪团伙界定在有组织犯罪的范围内，似有不妥。因为这种犯罪形式的法律属性尚未确定（是集团犯，还是一般共同犯罪，不能一概而论），即该说把有组织犯罪的外延界定得过于宽泛。“广义说”除犯了把犯罪团伙界定在有组织犯罪的范围内的毛病外，又未把黑社会组织囊括其中，仍存在着有组织犯罪的外延宽窄不当的问题。“犯罪集团说”将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界定为集团性犯罪，笔者不敢苟同。众所周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已被列入有组织犯罪的范围，这是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是以合法组织的形式实施犯罪，而集团性犯罪则没有合法组织作掩护，所以，将有组织犯罪等同于集团犯罪，似有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等同之嫌。“狭义说”所表述的定义实质上是犯罪集团的定义，而其外延上又包括犯罪集团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犯了定义窄、外延宽的错误。“最狭义有组织犯罪说”将有组织犯罪界定为“超集团性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并认为它通常指的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黑社会组织所实施的犯罪”。这种“最狭义说”违背了“有组织犯罪”的本来含义，把本来属于类概念的，误界定为种概念。

　 （三）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特征

　 笔者认为，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犯罪类型，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中外学者对其定义莫衷一是，但无论怎样表述有组织犯罪概念，都少不了两个内容：一是有组织犯罪的主体，即一定的犯罪组织、群体或集团：二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即是说，有组织犯罪主要不在于犯罪行为的有组织而在于主体的有组织，经过组织的犯罪并非必定是有组织犯罪，或者说，“有组织的犯罪”不等于“有组织犯罪”。[2]因此，有组织犯罪，应当表述为：指3人以上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或出于其他目的，而建立的内部具有等级结构、组织纪律、奖惩措施的稳固的组织形式（含以合法组织掩护下的犯罪组织），在首要分子的组织、指挥、策划下，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的社会危害性大、反侦查能力强的一类犯罪行为的总称。有组织犯罪应包括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犯罪三种。从组织规模、程度和社会危害性上说，这三者实际上是有组织犯罪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发展形态{12}（P．2）。

　 有组织犯罪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1）有组织犯罪至少在3人以上。从司法实践上看，犯罪组织的成员少则十几人，多则数百人。如，意大利黑手党党徒达5千人以上，我国宜昌市查处的李发全犯罪组织就有一百一十多人。（2）犯罪组织内部具有等级结构，往往呈现“金字塔”形，又细分为首领层、中间层和行动层{7}（P．267）。（3）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的组织纪律、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并对违犯者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4）运用暴力、恐怖、绑架、贿赂、腐蚀、垄断非法行业等手段实施走私、贩毒、凶杀、讹诈、贿赂、组织卖淫、绑架人质、盗窃、抢劫等多种犯罪活动。（5）实施犯罪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当然还可能出于其他目的（如政治目的）。鉴于以上特征，有的学者将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归纳为：组织机构的层次性；组织活动的目的性；组织功能分解协调性；自组织性和稳定性{13}（P．28—33）。

　 二、有组织犯罪与“恶势力”犯罪等其他犯罪组织的区别

　 （一）有组织犯罪与“恶势力”犯罪的区别

　 “恶势力”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行业内，形成违法犯罪势力，大肆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群体。其主要特征是：（1）一般为3人以上，组织结构相对松散。多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分时合、时聚时散；（2）活动空间相对固定。一般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违法犯罪势力。如村霸、市霸、行霸、路霸等。在一定时空内，对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的人造成恐惧感；（3）行为的多样性。恶势力群体既可能实施违法行为，又可能实施犯罪行为：既可能实施恐吓行为，又可能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打砸抢、故意伤害、暴力追债、欺行霸市等具体的危害行为。恶势力违法犯罪的特征足以说明它类似于聚众犯罪或者流氓群体犯罪，即在一定时空内，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破坏社会秩序。从我国刑法对该类型犯罪人的打击上看，一般只追究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或骨干分子的刑事责任，因此，笔者认为“恶势力”属于一般共同犯罪。它与有组织犯罪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在组织结构上，恶势力犯罪群体的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除组织者和指挥者外，其他成员多数不固定，且组织者和指挥者又是犯罪的直接实施者。而有组织犯罪的结构严密，有领导层、中间层和行动层之分，有严明的纪律。领导层一般不直接实施犯罪。（2）在犯罪目的方面，恶势力犯罪群体实施违法犯罪的目的具有多样性特征，不以谋求非法利益为主要追求目标：而有组织犯罪的目的主要是追求非法利益，也有些是基于其他目的（如恐怖组织基于政治目的）。（3）在客观行为方面，恶势力违法犯罪群体的活动具有公开性和一定盲动性，体现了恶势力的暴霸性，一般不以隐蔽形式实施违法行为和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活动，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治安，势力范围较小。而有组织犯罪为了长期实施犯罪，一般采取秘密作案手段，甚或表现了以合法组织掩盖下实施犯罪行为的狡诈性，实施多种犯罪的复杂性和选择性，危害程度的严重性，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范围的规模性。

　 当然，恶势力违法犯罪群体与有组织犯罪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当恶势力违法犯罪群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可能形成有组织犯罪。

　 （二）有组织犯罪与团伙犯罪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