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


交通系统中等专业学校师资管理办法（草案）

（79）交教字1605号


为了尽快地发展交通系统中等专业教育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中级技术人材，必须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这是办好交通中等专业学校的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为切实加强师资工作的管理，提高教育质量，特制定本管理方法：
（一）学校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教学方面来，把师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要依靠广大教师，搞好教学工作；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心广大教师的生活、学习和进步；要保证教师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同时还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教师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学校要有一名领导干部分管师资工作，在每学期召集各职能部门对师资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下学期师资工作计划，报上一级有关单位。
（二）学校党委办公室要经常了解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情况以及教师队伍中的思想状况；承办各类教学人员的调整补充、政治审查、考核晋级、奖惩等工作；会同后勤部门作好教师的有关生活福利工作。
（三）学校教务处负责制订全校师资的近期及远景充实、调整和培养提高的规划；组织安排教师在职或外出进修；考核教师的教学效果和业务能力；并会同党委办公室做好教学人员的晋级和奖惩，建立教师的业务档案并负责管理。
（四）专业科（教研组）根据学校发展规模，专业设置，提出本专业科（教研组）师资的补充和提高规划；掌握本科（组）教学人员的思想、生活以及健康等诸方面的情况；分配教学任务并检查教师完成任务的情况；确定本科（组）教学人员的专业方向送教务处审查，报校长核批，组织各项教学教研活动。专业科下设的教研组协助专业科做好上述工作。
（五）为了正确选拔、合理使用教师，有计划地培养提高师资水平，促进教师又红又专，要建立教师的考核、职称、晋升、奖励制度。考核可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考核的内容应以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为主，同时对教师的进修情况、思想政治表现、工作态度及业务能力全面地进行考核，专业科（教研组）将考核结果送教务处核转，报学校领导审定，归档。
教师经批准在职或脱产进修，均应参加考试、考查。
（六）要建立教师业务考核档案。教师考核评晋，进修考查，考试成绩均应记入业务档案。考试成绩作为教师评薪晋职、评选先进等工作的依据。在完成教学任务的提前下，经学校批准积极从事科研或其它学术活动的教师，应受到鼓励。其科研成果、学术论文和著作也应存入业务档案。对教学和科研成果特别优秀，有突出贡献的教师，不受资历、学历的限制，可优先给予提升或奖励。
（七）各专业科（教研组）应在每学年末，根据教学任务和现有教师的力量，提出下一学年师资调整补充意见送教务处，由教务处会同党委办公室审核汇总，作出下一学年全校师资调整补充计划报党委审查。
（八）要积极依靠主管单位，从生产岗位上挑选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同时要依靠群众，积极地吸收适宜作教师的人到学校工作；要从今后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中争取一部分到学校任教；学校在选留少数优秀毕业生时，应征求主要任课教师及使用教研组的意见。毕业生留校后应该继续培养提高，经考核，其主要课程成绩达到大学本科毕业水平再安排任课。
（九）教师队伍应相对稳定，任何部门不得随便抽调教师担任其他工作。教师改变专业方向应由专业科（教研组）讨论，交党委办公室和教务处审核，报校长批准。
（十）为了保证师资队伍的质量，对经过培养考核确认仍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师，应改做其他工作。
本办法与教育部有关规定不符，应以教育部规定为准。
交通系统中等专业学校师资培训发展规划（草案）
一九七九年八月
为了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尽快地培养出大批合格的中等专业人材，必须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为此，拟定交通系统中等专业学校师资培训发展规划。
一、基本情况
交通系统有教师2000余人（统计至1978年底，不包括教学辅助人员），其中基础课教师约700人，占总人数的35，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约1300人，占总数的65；大学本科毕业生占总人数的20，专科和老中专毕业生占总人数的32，最近几年的大学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留校生占总人数的48人。
这支教师队伍，长期以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发展交通中等专业教育事业努力工作，培养出大批质量较高的中级技术人材。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交通系统中等专业学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大部分学校被迫停办，广大教师纷纷离开学校。尤其是林彪、“四大帮”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严重地摧残了广大教师的身心，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教师队伍逐步得到充实和提高，但许多学校的教师仍然奇缺，大部分学校的教师业务水平较低，大量新教师由于基础差，一时难以适应教学需要。教师队伍目前这种状况，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极不适应。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提高教学质量就是一句空话。因此，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扩大教师队伍，从政治上、业务上迅速提高师资水平，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培养与发展的要求
根据交通系统中等专业学校近期发展规模，按50所学校，平均发展规模为800人计算，到1985年教师队伍需要从目前的2000人发展到4000人，其中基础课教师为1500人，占40左右，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为2500人，占60左右。
交通部（78）交教字1732号文批准的“交通系统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十二条）”要求对不够大学本科毕业程度的教师力争在三、五年内通过进修提高，达到大学本科毕业水平。现有教师队伍中经过培养提高不能达到此水平者与年老体弱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老教师，需要调整500人，以及六年内新增加2000人，这样尚需补充具有大学本科毕业水平的教师2500人。
我们要求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奋斗，交通系统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基本上都具备大学本科毕业以上的水平，其中要有15左右的人达到相当于大学讲师水平，少数达到相当于大学付教授水平。
具体要求：
（1）现有教师中尚未达到大学本科毕业水平的，通过在职学习或脱产进修，到1982年、1985年要各有40左右的人修完大学本科的主要基础课程，有一门外语达到大学本科毕业水平，胜任本专业教学工作。
（2）已具有大学本科毕业水平（包括同等学历）的教师，1985年前要系统深入地掌握本专业必须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本门学科国内、外发展的主要方向以及最新科学技术成就，能将国内、外最新发展的有关学校技术反映在本门课程的教学之中，其中大部分教师，在教学、科研能力、外语水平及教学法研究、编写教材参加学术活动方面达到相当于大学讲师水平。
（3）1956年前大学本科毕业的老教师，在1985年前对本门学科要求具有专统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比较丰富的实际教学经验。其中一部分教师，在深入研究工作中，取得显著成就，提出具有一定水平的科学论文，能培养指导青年教师的进修提高，熟练掌握一门以上的外国语，达到相当予大学付教授水平。
三、培养和发展措施：
当前，必须十分注意培养和提高中年骨干教师，重视青年教师的进修提高，有计划地扩大教师队伍。
（一）培训措施
1.学校要认真制定好教师进修规划，明确青年教师的专业方向，把进修任务落实到人。在组织教师进修时，要坚持以在职业余自学为主的原则。学校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法，组织各类教师进修提高，例如：组织自学、举办单科短训班或参加高等院校、电视大学旁听，请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指导进修等。
2.组织中年骨干教师分批到专业对口的部属院校、地方院校或具育国内先进技术水平的单位，进行短期进修，并通过学术讲座、函授等各种形式，组织学习有关当代先进技术和新近发展的基础理论，使交通系统中专师资尽快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3.积极开展学术、教研活动，重视教育理论和教学法的学习和研究，建立交通系统各专业间的教研活动网，以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
4.从1980年起，由部组织现有教师中不及大学本科毕业水平的青年教师脱产进修一年至一年半，使其在主要基础课及外语方面达到大学本科毕业水平。六年内，集中进修600人。
5.注意做好在教师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要关心和帮助教师在政治上的进步。对经过考察，符合党员条件的教师，特别是骨干教师，应积极发展入党。
（二）补充来源方案：
（1）部已确定将1878年扩大招生收的240名专科班（汽车专业160名，公路专业80名）改办为大学师资班。
（2）自1981年起，部直属系统的学校每年要从大将院校毕业生中争取分配60名；地方学校由主管局向地方有关部门申请，争取每年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90名。至1985年大约可增加750名。
（3）部拟组织今年分配到各校的七六届大学生约160名，分期脱产集中进修提高，达到大学本科水平。
（4）自1980年起，从各学校优秀毕业中选留150名，至1984年共可补750名，原则上由部协助组织脱产进修，达到大学本科水平。
（5）由主管单位从生产岗位上挑选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到学校任教（包括一部分教师归队），从1980年起，每年最少按100名算，六年可增600名。
以上五种来源，至1985年，交通系统的五十所中专学校共计约可补充教师2500名。



软法研究是一个新范式吗？（第一稿）

——兼论“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作者：法家梁剑兵



1962年，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其代表性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转换的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①

自2004年下半年，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软法律问题”；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也开始研究和关注这一问题。2005年9月，我在燕南网BBS法治论衡版发表了《软法律论纲（征求意见稿）》，并将正式论文提交给于当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法理学年会②。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软法研究中心，罗豪才教授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软法”作为中国法学研究的范畴性概念，获得了三十多位法学、政治学、公共与政府管理学著名学者的注目，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又先后举行了数次学术探讨和研究活动，比如，在罗豪才教授主持下，仅2005年12月，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就举行了两次小规模的研讨活动；12月24日上午，“行政指导与软法研究———以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为研究样本”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罗豪才教授、姜明安教授、韩大元教授，莫于川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这初步地和基本地表明了处在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学者们，同时地表达了对既有法学研究范式的不满，也汇合了希望进行范式转换的共同愿望。

那么，关于软法律的研究，能否构成一种“竞争性的理论”呢？它是否可以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法学研究范式？或者说，它是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吗？



一、软法研究不是一个新范式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研究范式的当然形成——更何况眼下的软法或者软法律（soft law）并非一个新名词。考证起来，软法这个名词，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踪迹，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李泽锐先生早在其《略论国际经济软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③一文中就首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但是，这一名词的出现，不仅与中国当时的法治实践无关，同时也和二十二年以来的国内法理论研究无涉。

那么，将原有的名词赋予新的内涵，并运用到新的研究领域，固然是对于原来符号（Sign）的重新编码，是在语义层稳定状态下的语用层转致和扩展。当这种转致或者扩展无法得到新的科学价值论和方法论支持的时候，这个新名词往往只能充实或者弥补其他研究范式的空位或者缺陷，并不能自发和自觉地构成一个新的范式，如同人类登陆火星并不构成对登陆月球的科学革命一样。

按照库恩的理论，所谓范式转换，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范式的否定或者排斥。那么，如果原来的法理学理论，足以解释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软法律现象，我就不能同意“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判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在国内的研究中，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内（2005年12月8日前），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倾向于认为“软法的根本特征就是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规则④，但是，这种认识有可能导致否定软法的法律属性（比如，无法解释各国通行的仲裁法律制度），显然在学理逻辑上不能自洽，并有可能导致软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的混同。因此，上述的观点正在和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姜明安教授就从哈特关于法的定义和特征出发，倾向于认为：“软法是法；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⑤这样一来，软法律既然是法律，应该并且可以是被原有的法律理论所解释和说明的，或者说是可以被原有理论通约而不是一个原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这就表明，软法律的研究，实际上在相当的时期内只是一种对客观法律现象的描述性或者发现性的活动，而不可能是一个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发明活动。也许，只有当人们从这样的研究中抽取出古今中外法律制度中未曾有过的理论内核的时候，它才可能演变并构成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

软法律的主要发生和存在空间，是国家认可与社会默契。而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并非是个单纯的离散结构，往往是个拓扑连续性意义上的共识结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作为公共品的软法律的生产者是私人（例如西方的私人监狱）或者社会组织（例如中国执政党所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赋予这种公共品以法律属性然后供应给社会的提供者却是正式的立法、司法或者执法机关。软法律不但与这些看的见的法律设施有关，并且是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合法的国家合法暴力相沟连的。问题的焦点和实质在于：硬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往往是现实的和直接的，而软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和间接的——起码在具体的软法律关系当事人心目中是如此。例如：在交通要道边指挥交通的平民，必须携带或者佩带表明国家委托的明显标志（或者红袖标、或者警用指挥棒等等）以证明其拥有公权力的不可质疑性和潜在的国家合法暴力支持其命令的间接性。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介平民，他/她所拥有的指挥交通的肢体动作的背后，依然闪现着国家合法暴力和正式法律机关的魅影。换句话来说，这位平民或者私人只是生产了关于交通指挥的公共品，而该项公共品的提供者依然是国家的交通管理机关而不是私人。这样一来，一般法理学上所谓的“法是国家合法暴力保证/保障执行的规范”原理，对于软法律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依然是可以运用的。单纯的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可能具有被一定的国家认可的色彩，却往往不具有被国家的或者世俗的合法暴力支持的特性（当然在有些政教合一或者法教混杂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例外）。因此，既然软法律必然地与国家和法律意义上的暴力相联系，那么，原有的法学理论便足够对之进行解释，而无须进行库恩先生所说的范式转换。



二、软法研究是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按照张文显教授的说法，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都应该满足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条件或者要素。而作为科学范式的本体论，是某种可以被称为科学范式的理论体系的“坚硬内核”。这种内核，首先是来源于该范式的研究对象/问题构造。对象在先，问题随之而来，构成科学研究范式的两大前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定律“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显然是先有对象的观察，比如同时从天而降的石头和树叶；然后有问题“为什么树叶下降的速度比石头慢？”。其次，经过一定方法所形成的假设，例如，亚里士多德利用比较的方法得到了石头比树叶重的经验性结论，进而形成“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这种假设被人们所赞成或者不怀疑，就构成了一种统治性的科学结论或者误认的真理，并转化为一种人类共识。但是，“伽利略爬上了比萨斜塔，用一对同样大小的木球和铅球，以实验的方式，证明它们是同时落地的。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亚氏理论是错的。”⑥亚里士多德的疏忽，在于只看到重量和地球引力，却没有看到体积和空气阻力。

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也存在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谬误。比如，只看到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文本，并将这些法律文本和执政党的政策比较性地简单对立起来，犹如亚里士多德眼中石头和树叶的区别。只是在激烈地争论是否应该将外国的“法律橘子”移植——嫁接到中国来，却严重地忽视了那被移植的土壤本来就是稻田，或者那砧木本来就是枣树的，犹如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

1996年，苏力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学说，引导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从单纯关注法律文本转向关注社会法律现实；从静态的断层性片面研究转向动态的历史性综合研究；从关注立法者转向既关注立法更关注法律实现；从局狭的法条主义和权利本位学说扩展到了社会实证分析和语境论。而梁治平教授和刘作翔教授等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对民间法概念的提出，也大大地强化了对原有的传统法律理论的批判或者拓展。上述的研究，大体上开创了对中国国内法律研究的“伽利略式研究”的局面。

但是，苏力对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论述和研究，虽然解剖了众多社会法律现象，并且对这些有重大理论价值的个案（例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黄碟案、二奶继承案、乡土法律人、法律学术引证率等）进行了令法学界信服的学理解释和科学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在经历数年后依然无法在学术上被证伪。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本土资源学说是有极大的空位和缺陷的，那就是，在它那光彩夺目的方法论的背后，是遮掩不住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阙如。

苏力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法学家，但“诗无达诂，法有正解”，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自由散漫的诗人气质，造成了他的研究的绚丽夺目，但同时也影响了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提问。在苏力那里，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往往是随意的、局部的非概率抽样而不是严格遵守随机化原则的、全体样本机会均等的概率抽样。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可以覆盖他所抽到样本的全部，却无法均匀地覆盖到被他所疏忽的但是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样本。这种缺撼和问题在他最近的长篇论文《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⑦我眼下无意单独评论他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多字的论文，但是我认为，苏力教授在写作该论文时只阅读《安提戈涅》这样一个孤立的样本，却没有阅读或者分析其他相互关联的样本和文本：比如，没有对希腊神话中关于俄狄浦斯的故事进行完整的描述和分析、没有对悲剧作者索福克勒斯的创作背景进行语境意义上的检视和论说、没有对古代雅典悲剧中弘扬实在法的主旋律进行概括、没有分析与《安提戈涅》具有文本渊源关系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两部剧本、也没有深刻透视安提戈涅的自杀动机和内心起因，这都部分地导致了他的研究结论虽然有效地挑战了对安提戈涅意象进行法理研究的若干学术判断和结论，并形成了独属他自己的、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和科学的、然而却失却了高度盖然性和全面性的各种结论：几个新的“可能具有的某些特殊的或/和一般的法理学寓意。”⑧

但是，苏力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都是科学的和高超的，他的研究对象也一直是那种深嵌在社会的血肉之躯中并且被社会法治实践理解与接受的规范或制度。而苏力心目中的规范与制度和软法律完全是同质的、从现象中所产生的问题也大体上是同构的，只是在具体形态和数量上比他原来抽取的样本更加规整和完全而已。一旦将“法治的本土资源学说”和软法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立即会发现：恰恰是中国社会固有的软法律现象，构成了法治本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国法学界以往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晚近十余年来的研究，分别走向了两个互相抵牾的极端：硬法律和民间/习惯法，从而出现了无论在硬法律之中还是在民间/习惯法中都找不出多少真正的法治本土资源的感觉。当我们发现并将软法律补充进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时候，这种学说的研究范围和视野都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并且也为苏力教授的独特研究方法找到宽广的表现舞台。



三、软法律如何构成法治的本土资源？